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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一直在密切关注英国现在的情况。大概在08、09年的时候，我跟孩子们讲过，在你们未来的上半生，也就是未来的20年到25年里，不用再回到英国了。因为从大的历史维度上来讲，2008年的这场金融危机将开启英国包括欧洲在内系统性落后的序幕。这都已经过去了，我看再过两年就已经快20年的时间了。在这20年的时间里，对于英国我也一直密切留意和关注。

01 从希望到绝望——政治危机的引爆

发展到今天这个时间点，我想跟大家去聊一聊过去的十年，英国其实经历的是一场由失望到失望再到希望的过程。总共经历了到现在的斯塔莫，大概六任首相。从最早的卡梅伦下台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积攒了数十年的矛盾。在政治和社会制度希望与失望的反复中，大家还抱着一丝丝念想，也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某一任铁腕式的制度性改革来去扭转背后的根本变量。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概从五月份开始，英国地方选举的结果公布出来以后，基本上宣告着主导英国传统政坛的保守党和工党这些传统大党已经是损失惨重了，他们的不作为正在诱发英国极端右翼的崛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英国改革党的影响正在快速扩大。

现在英国极右翼的政治活动，比如说汤米罗宾逊在五月中的周末里，也率领着数十万的支持者，以联合王国之名穿越伦敦进行大规模的游行。整个事情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普通治安事件了。我觉得他宣告着英国，我不得不面临一次较大的政治危机，甚至是一次较大的系统性风险下的改革。可以说这种失望已经达到了顶峰。现在有可能会以一种进ICU病房做大手术的方式，才能够真正意义上完成英国所有结构性矛盾的调整。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在08年金融危机以后，等待了十多年时间里，英国现在正在面临的一个重大节点，可以说成败皆在于此了。而现在英国首相斯塔莫因为地方选举的失利可能在考虑辞职。这就让人不得不去想起来他之前讲过的，一旦他一走了之的话，国家可能会陷入混乱，而现在这种概率正在大幅度上升。

现在的传统政客们在过去的十年里反反复复，无论哪一任是保守党也好，还是工党也好，都没有真正意义上将大英帝国深层次积攒下来的失望和分裂给扭转过来。现在我觉得正在面临一种政治失序风险的蔓延，可能会形成一次恶性循环。现在英国的国民们，或者说是手握选票的这些民众，对于当前政客们的幻灭感应该是达到了顶峰。因为太多次的希望和太多次的失望，已经让大家完全对两党不再抱有任何信仰。大部分民众已经开始认为整个体制其实已经崩溃。

所以说现在的种种问题可能不是一场孤立的政治危机，我觉得可能是正在进一步滑向系统性风险的前兆，也会让英国所有深层次的矛盾一次性爆发出来，才能够真正意义上在危机中得以解决。

02 英镑的十年波动——金融市场的政治镜像

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其实从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开始，英镑从1英镑兑换两美金，一路跌到1英镑大概兑换1.2、1.3的水平。而在最近的这十年里，英镑的交易就深刻地反映出了英国政治上从希望到失望的波动。

从卡梅伦时期开始，英国经历了6任首相，对吧？卡梅伦、特雷莎·梅、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一直到现在的斯塔莫。每次首相遭受严重政治危机，执政地位不稳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英镑出现大幅度明显的贬值，有的时候叠加脱欧这种风险，甚至会在短时间内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那么当大选落地，新的首相上台时，往往也就伴随着小幅度的修复。

所以在过去的10年，关于英镑的交易，大家大致就称之为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希望的过程。每一次的失望都是英镑的大幅度贬值，每一次的希望都是英镑的小幅度修复。

在特拉斯时期，2022年英镑的走势应该是最为惨烈的。当时9月23号他公布了英国的财政迷你预算，宣布以无资金支持的方式进行大规模减税。再加上当时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在不断收紧，一旦英国国债市场收益率大幅度上行，就引爆了市场的过度恐慌。在这个阶段中，英国的养老金开始出现爆仓，引发了股、债、汇的连锁反应。那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最惨的一次。英镑在短期内暴跌超过了10%，一度触及当时的历史最低点，接近于英镑兑美金1比1。

虽然在那之后得以修复，一直到苏纳克接任，但是整体上这十多年六任首相的区间里，汇率大概就保持在1.4到1.1的水平，也保持了这样的波动节奏。所以说过去10年的这种交易结构，其实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它本质上是英国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在整个金融市场上的直接镜像。

03 停滞的齿轮——生产率停滞与制度失灵

而这种现象的根源，本质上还是来自于08年之后英国长期生产率的停滞。我之前其实讲过全要素生产率，如果看一下英国的数据，基本上在2008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停滞的。它的增长从危机前的大概1%到1.5%，降到了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零甚至是负数。这基本上意味着英国经济在08年之后就失去了核心增长引擎，从而进入了一种死循环。

当然了，当时的美国也在经历同样的过程，但是在2015、16年之后，分水岭就开始出现了，简单讲就是看谁能够快速先修复。在这个修复中，对于制度秩序勇于改革和调整的魄力将决定这种先后的顺序。对于欧洲和英国来讲，在更高维度的制度秩序变化和调整上，这种魄力和动力是远远不如2015、16年后的美国。

这也就导致了为什么英国会呈现出从卡梅伦开始以后，这六任首相的反反复复，而不像美国一样。大概特朗普上来以后，只经历了中间一次小幅度的摇摆，但是迅速且彻底的纠正了整个意识形态的方向，完成了从左翼向右翼的转移，而欧洲和英国的传统政客们甚至进一步加速了极右翼的扩张。他们不愿意去动，不是说没有看到这些问题，而是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他们沉迷于觉醒文化和精英政治，却忽略了民众关心的移民、经济衰退等真正诉求。这就是典型的何不食肉糜的代表，没有去有效解决整个群体真正关心的问题，问题还在不断延续。

回顾过去二战后整个世界从右翼向左翼演变的过程，虽然欧洲、英国包括美国在70年代、80年代经历过一次调整。当时英国的撒切尔夫人进行了制度性的改革，美国的里根也进行了制度改革，但是整体社会和世界的运行机制还是朝着包容、融合、全球化的左翼在演变。发展到现在，尤其是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种错配变得更加严峻，高福利支出和大规模的移民没有去解决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问题，也没有解决分配的问题。对于那些真正纳税且承担了社会福利的本国居民而言，这些政策反倒将他们变成了对立面，加剧了社会的矛盾。

当然了，这背后实际上是典型的侍从主义，用施恩换取支持政治行为，也就是用公共资源来换取选票。这个东西本质上是个中性概念，不存在左翼或右翼的逻辑，它只是选票政治下常见的一种操作手段。我们经常在南美、非洲甚至都会看到直接花钱买选票的行为，这都可以称之为侍从主义。但是，如果结合群体的意识形态变化，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制度和秩序。

像前面我讲到的，无论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齿轮，还是群体的意识形态制度秩序，这些基本的框架和理念，我在过去20年的日记中都跟大家分享过。即将在香港出版的未删减版《见证逆潮》一书中，非常核心的一个高维度框架就是在讨论这个东西。从2016年后，经济可能只是一个结果，资本市场可能也只是一个结果，更高维度的变化和调整就来源于此。正因为我对这块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所以我才会密切地在大英帝国身上去关注这些政治制度的变化。对于英镑也好，英国债券市场也好，其实也都只是这个金字塔最底层的一种反应而已。

04 日落之后——系统性命运的大考

所以说这原本只是一种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手段，但它叠加了战后的左翼思潮，最终就会演变成通过福利（也就是公共资源）还有宽松的移民政策，使得大量移民社区快速获得选票资格。我们把这叫做进口选民，以此来稀释原有居民的政治权重和资源分配，最终造成了分配失衡。大量移民会增加福利体系的负担，并且在住房、就业、公共资源等各个维度跟本地民众形成剧烈的竞争，最终激化不满情绪。所以说，一旦整个蛋糕不再增长，这种政治手段带来的资源要素分配失衡最终就会遭到反噬。

这个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比如古罗马时期的格拉古兄弟，当时也是给予新群体权利来扩大自身的政治基础，最终引发了剧烈冲突。美国历史里也有过城市，那里的政治机器通过支持新移民提供工作和福利来巩固自己的选票基础。所以说一旦经济还在增长，这种做法没有问题。但一旦经济不增长，蛋糕没法做大的时候，存量资源被这种方式稀释掉，本土底层与新移民群体之间就会展开博弈。这就跟我在《见证逆潮》书中讲的一样，所有的生产关系矛盾，本质上到最后都是一场分配问题，国家和国家之间是这样，群体和群体之间也是这样。只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量左翼化的包容、融合和全球化，使得移民成为了所有矛盾的焦点，最终也会遭到反噬。

当然了，右翼也不是不会用这种手段，右翼其实也会用公共资源去换选票，只是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减税、补贴等方式，在不同的阶层之间操作，比如讨好企业、军工集团、能源寡头来换取支持。所以说这种方式两边都有，只是在群体发展的左右两端表现出来的方式不同。但最后只要失衡了，都会爆发问题。这个世界就是从右到左，再从左到右循环的过程。

现在用我的话说，英国其实到了一个临界点，斯塔莫面临的局面是，主流的保守党和工党其实已经完全失效了。他们没法打破这种高福利、高移民、低增长的恶性循环。普通的选民已经开始对英国传统政治制度彻底失望。这个时候其实就要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和秩序改革了，它的表现无非就是极端右翼势力的崛起、街头的抗议和社会的撕裂。

当整个政治和制度集体失去纠错能力，这种失望、希望、再次失望的循环已经很难通过常规的两党轮换，也就是换人来缓解了。如果换人解决不了问题，那就需要进行一场比较大的制度变革。在当前这种背景下，毫无疑问，英国站在了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

过去几年我也讲过，华尔街一直有一个交易。当时我在讲加拿大的时候提到他们管这个交易叫做“多限制移民的国家，做空放开移民的国家”。这话虽然糙，但理不糙。因为背后的本质就是对当前不管是欧洲、英国还是加拿大等停留在全球化左翼思潮国家的一种警告。英国正在经历这次剧烈的政治危机。如果幸运的话，在经过重大冲击引发制度和秩序的调整之后，他才能够重新走回到新的路径上。

当年的撒切尔夫人在1978年到1979年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把那段时期称之为“不满之冬”。后来撒切尔夫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制度性改革。现在的关键历史节点跟当时很像，只是方向会略微不同，外围环境也有所不同，但对内都是一样的，都必须长期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寻求真正意义上大刀阔斧、有魄力的调整。这就好像美国特朗普上台后，大家把它类比里根时期是一样的道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都诱发了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制度性改革调整，都经历了一样的过程。

现在无非是英国比美国整整落后了十年，如今英国的经济基础比当年更脆弱，社会的撕裂更加深刻，外围环境也更加复杂。所以说，想要完全避免系统性崩溃来完成调整，我觉得前几年还有可能，但这次面临的巨大挑战恐怕是容易上手术台，不容易下手术台的问题了。在这种背景下，英国的股、债、汇三者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就像前面说的一样，每一次发生这种严重的政治危机，英镑这种资产都是最先做出反应的。我在《见知见识》FICC社群里反复和大家强调的，以史为鉴，警惕全球政治风险对汇率的传导逻辑。

如果现在的政治动荡，加上债务压力，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带来的能源冲击，实际上会给英格兰央行带来一个难题：在债券和汇率上到底要去保哪一段？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局面其实跟2022年特拉斯时期会非常像，只是说当时是财政预算引发债务压力，进而导致国债收益率暴涨。而当前可能会从政治动荡下手，但同样逃不开债务压力和能源危机的冲击。一旦英国国债收益率大幅度上行，现在其实已经超过08年的水平了，10年期英国国债已经是5.18%。

政治的不确定性会不断推高风险溢价，而养老金因为广泛采用杠杆驱动的投资策略，就会遭遇保证金的追缴，被迫抛售国债，进一步推高收益率，形成恶性循环。2022年特拉斯时期的危机中，英格兰央行最终启动购债来稳住市场。但是现在用我的话说，潜在的风险更大，因为这次的政治危机跟前面那6任首相时还有希望是不一样的。现在长期积累的系统性失望一旦爆发，可能就不会轻易再产生任何希望了。

这个时候，英格兰央行将再次面临两难：如果债券收益率上行过快，救国债和养老金，必然会导致英镑大幅度下行；如果你想去稳汇率，可能就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我个人倾向于大概率下英国的选择仍然是救国债市场和养老金体系，这会使得英镑面临非常大的承压。甚至在极端政治风险和动荡的驱动下，可能会出现股债汇三杀——债券收益率上行、英镑贬值、股市承压会同时发生，而且这个时候就跟利差没关系了。即便英国的债券收益率高于美国，整个资金可能选择的也是流出而不是流入。

因为这个时候债券收益率走高和债券遭抛售是对政治动荡、债务压力、能源危机的三重反应，这其实不是什么好事情。一旦出现这种极端情况，或许会再次演绎前面提到的政治动荡带来汇率失速的可能。由于前面讲过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希望，如果叠加较大的政治动荡和撕裂，我觉得英国面临的挑战可能会更大。

所以表面上看这是英国地方选举的问题，斯塔莫的离职看起来又是一场让人失望的政治危机，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更像是对英国战后整个政治经济模式可持续性的一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市场会用英镑和英国国债收益率来为这个预期投票。这就是经历了20年时间，从结构性问题的暴露，到失望，到希望，再到完全失望，从而迎来熊彼特式的破坏式重生。想要获得重生，可能必须经历一次巨大的破坏。我觉得也算是三生有幸吧。

虽然在英国生活了十多年，多多少少还是有感情的，但是从08年之后也一直在经历这样一个不断失望的过程。改革的速度还是太慢了。当然了，这是因果。其实相同的问题在欧洲人身上也同样存在，想一想这跟90年代后的日本也大差不差，核心的生产关系矛盾迟迟得不到解决，无论是换谁出任日本首相，结果都不会好。之所以熬到2012、13年，本质还是在于生产关系矛盾出清了才能得到新结果。

否则，欧洲和英国要经历的其实都是曾经日本和美国走过的老路。好了，不知道未来的英国命运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个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其实已经日落了，看有没有可能走出黄昏，重新迎来它的新生。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大家可以仔细去思考观察。当然很多框架也都在《付鹏说》和《见证逆潮》的框架里。